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根据家庭特征的差异对其进行分组，并依此开展异质性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一）按家庭户主年龄细分

家庭在不同阶段的投资行为会有周期性差异，这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如年龄、教育程度等，Guiso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 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深度呈现出“钟型”， 而对无风险市场的参与呈现为“U”型。

将会依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家庭分为两组，而划分的依据是户主的年龄是否超过45岁。

之所以选45岁作为分界线，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划分中老年和青年的标志就是是否超过45岁。

此外，联系到实际生活之中，45岁以下的人群以80、90后居大多数， 他们生在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环境都处在一个飞速的变革的过程之中。

使得他们接受到了更多先进的思想和更好的教育，心态上更为包容和自信，对于新鲜事物可以很快的吸收和接纳。

并且45岁也是一个人身体状况从壮年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转折点，事业也逐渐归于稳定。

这两组人群的投资理念和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其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定然有所差别。

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对所有年龄段参与股市和风险资产投资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以下将户主在45岁以下的统称为青年组，将户主为45岁以上的称为中老年组。

观察下表可以看出，在股票市场投资方面，青年组受到数字金融发展而参与投资的促进作用是大于中老年组的。

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青年组与中老年组的成长环境差别巨大， 青年组成长在我国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并且思想先进，受教育水平高 ，具有比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心态。

不仅如此，有保障的生活使得他们更愿意具备承担风险。

同时沪深交所在上世纪90年代的设立 ，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开端，这些有着活力、知识、先进思想的青年人群见证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对于股票的认识相较于中老年人可能更为深刻，伴随着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性，他们也就展示出了更加浓烈的投资热情。

相反地， 在风险资产投资上面，中老年人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青年组。

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使得人的热情、活力、心态都不同于年轻时有冲劲，事业、家庭也都稳定不再有大的变动， 从而更愿意投资风险小更有保障的产品如基金、债券等。

因此可能相较于青年组人群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的投资。

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可以对所有年龄段的家庭提高其金融资产占比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积极的促进作用存在于三个细分市场。

中老年组受到的促进作用均大于青年组。

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中老年组由于其事业和财富基本都达到了生命中的顶峰 ，相比于青年人群拥有更多的财富。

所以中老年人有意愿且有能力提高金融资产在其资产结构中的占比，而青年人群所持有的财富较少，生活压力较大，难以有多余的资金来丰富家庭的资产种类。

因此 可能更多以储蓄、保险、房产及其他非金融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

（二）按户主受教育年限细分

户主的文化水平与被解释变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我们已经知道我国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133年。

也就是 说我国的平均学历为初中毕业 ，因此我们将教育时间9年作为一个分界线进行分组，来研究其中的差异性。

受教育年限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广度的影响， 可以看出无论是文化水平高还是低，数字金融发展都对其参与金融投资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值得关注的是，户主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的即受到9年以上教育的家庭受到的促进作用 明显大于户主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的家庭。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和程度也会相应提高。

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对于金融服务的理解更为透彻、同时也更有能力辨别有用的信息和适合自身的金融产品，因此也更加有意愿参与金融投资。

受教育年限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深度的影响。

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对各层次文化水平的家庭提高其金融资产占比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也就是说 在股票资产占比、风险资产占比、金融资产占比均在1%的水平上 受数字金融发展的正向促进。

但家庭所受到的促进作用会因为文化水平差异而有所差异，在三种资产上， 受教育年限低的家庭所受到的促进作用均大于受教育年限高的家庭。

这可能是因为 文化水平高的家庭可能因为其所接触的知识面较广， 在考虑问题时难免思考的更多、更谨慎。

即使 有意愿获得数字金融服务，也会因为互联网平台上海量的经济金融信息而无所适从 ，便有可能不会选择过快或激进的投资。

而是逐渐了解、学习，在更为稳妥的情形下提高其金融资产的占比。

因此也就 有可能受到的促进作用不如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

（三）按家庭户籍所在经济地区细分

数字金融发展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区均衡发展。

我国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迥然不同，因此各地区能够发展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大相径庭。

数字金融发展能提升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因此关注地区差异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严谨且合理的。

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40年的经济腾飞，但地区间的发展不够均衡，我国的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民生资源、基础设施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通常来说， 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基础设施好，服务供给多样且程序完善 ，因此数字金融的渗透率可能更高。

地区差异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广度的影响， 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可以对所有地区的家庭参与金融投资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值得关注的是， 位居东部地区的家庭所受到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是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的；

这种现象与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的各方面发展好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形相吻合。

地区差异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深度的影响，可以看出 数字金融发展对各地区家庭金融类资产占比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从不同资产分类的研究结果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 在数字金融渗透率较高的东部地区， 其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可能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来说更为科学合理。

（四）按家庭户口性质细分

尽管现如今数字化技术已经越来越普及，但是 城乡之间的金融服务获得成本、获得服务便利性、知识储备都有所差距。

我国农村居民长时间处于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环境之中，因此城乡居民受数字金融发展影响的差异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政策的正确制定有重要意义。

户口性质对金融资产配置广度的影响，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和城市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投资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值得一提的是，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参与投资两类资产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城市居民 ，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缺乏金融服务。

因而占 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对于更加便捷、低成本的数字金融服务更为敏感 。

户口性质对金融资产配置深度的影响，可以看到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在三种资产占比的提高上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 农村居民在股票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上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城镇居民 ，而在金融资产的投资上则相反。

也许是 因为城镇家庭所享受到的金融资源大于农村家庭，可以获得更多样的金融服务 。

不仅家庭所持资产规模更大，其资产种类也更为多样，更有意愿提高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

而农村家庭可能因为当地发展水平和自身的财产总量，在资产配置中以非金融资产为主。